第094章 关税主权[第2页/共5页]

但这一脆弱的均衡被辛亥反动所打断。跟着武昌叛逆的枪声响起。方才被正式委派为总税务司地英国人安格联（赫德此时已病死）以确保准期偿付到期内债、赔款为来由剥夺海关税款保管权，以总税务司名义出头，强令将各处海关的关税支出存入汇丰银行，并夸大没有总税务司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因为清当局当时处于反动风暴的风雨飘摇中，为了调换虚无缥缈的“国际干与”不但同意将南边各处已落入反动党人之节制的海关关税保管权移交给税务司，就连在北方、仍处于清当局把握中的其他海关关税保管权（比如天津）也移交给税务司，而支撑安格联此项行动的则是以朱尔典为首地公使团。

但自秦时竹被选总统入主中心政权后，关于海枢纽制权又成为中英反目地关头点。以安格联为代表的总税务司和以朱尔典为代表的公使团不肯放弃从清当局手中打劫的特权。借口清当局既然已经承诺并且中国新当局业已表白“保持和遵循统统国际任务和条约”的态度，袁世凯当局在和各国联络“善后大告贷”的草案中也有近似发起，那么中国新当局应当正式承认总税务司具有前述权力。而中国方面则以为，这类要求不管从法理还是道义上说都是说不通的，中国和各国之间并没有任何有关这一事项的文本根据，并且清廷当时做出地决定是风雨飘摇中的告急行动，底子不敷以代表中国的正式态度。现在大局稳定，天然应当规复到之前普通期间的局面。唐绍仪在和朱尔典联络的过程中倔强地表示：“海关征税权力为我国既有之主权。毫不会拱手让与他国，安格联虽系外员，倒是为中国当局办事之官员，若其刚强己见，则中国当局必欲去其而快。中国人、美国人乃至德国人都能够担负这一职务……”

第094章 关税主权

在朱尔典为承德调停后，总税务司和东北方面也实现了谅解，东北方面承认总税务司对于东北境内的海关具有同一带领权，而总税务司则承认东北方面对于关余有自在安排权。可不必存入汇丰银行。因为东北是货色收支口要地，再加上秦时竹很早就拔除了很多苛税和厘金，东北的收支口贸易额不但没有因战役而遭到影响，反而加快上涨（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本钱较低，分流了天津等地的关税而导致）。北疆当局之以是日子比较好过，不但因为有北方实业这个造血机器，几处海关的节制权也是裨益甚多。

当然，海关关税节制权只是中英在关税题目上对峙的冰山一角，更加关键和致命的则是关税税率制定题目。自鸦片战役清当局败北乞降并签订《江宁条约》后，中国关税主权开端蒙受劫夺：其一，从订约的内容来看，自互市五口税则订定以后，中国不得自定征税则例，实际上海关入口税由洋人说了算，一向保持逢百抽五；其二，入口货以本地通过税，受“不得过某分”的限定，只准值百抽2.5，而国货所需求交纳的厘金大大高过此数，实际上是对国货予以轻视性报酬；其三，因为银价跌落，而关税税则多年不得变动，实在关税连5％都不到，只要2％－3％摆布，在大量便宜外洋产业品的倾销下，国货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