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利子迷踪【10】[第1页/共10页]

何家藏品厥后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心图书馆，今在台北。其他也大部分转售日本了。王羽士埋没起来的写本，一部分厥后送给了斯坦因，另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稀有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颠末考古学的练习，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动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获得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顿时放入博物馆保存，乃至厥后流散各地，乃至不知地点。

第二个前来敦煌盗宝的人是法国的伯希和。伯希和是专门研讨中国粹问的汉学家，除了精通汉语以外，还晓得几种中亚风行的说话。从1899年开端，他供职于设在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曾在1901年前去中国采办册本、绘画和美术品。他在说话上的天赋和对中国图书版本学的知识，为他厥后盗窃藏经洞文献供应了极大的便利。

当时在北京的很多闻名学者加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宝熙、柯劭忞、江瀚、徐枋、吴寅臣等，都前去伯希和寓所观光或誊写，他们为这些贵重写本落入外人手中大为震惊，立即上书清朝学部，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让敦煌县知县调查盘点藏经洞文献，不准卖给外人，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升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保藏。王羽士仿佛早就推测这一点，在官府盘点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保藏起来。而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消心，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清算洁净，并且沿途又丢失了很多。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都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顿时移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内，伙同亲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把此中的很多贵重写本据为已有，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统共约九千多件。

6月21日，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王羽士已从内里返来了，并且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正不安地等候着斯坦因的到来。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翻译蒋师爷（名孝琬），和王羽士停止了初度打仗。蒋师爷表示了斯坦因想看看这批写本，并成心用一笔捐款帮忙羽士补缀洞观，以此来调换一些写本。王羽士明知藩台衙门有封存遗书的号令，又惊骇让老百姓晓得了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倒霉，以是踌躇不决，没敢顿时承诺。斯坦因当然不会断念，因而在莫高窟支起帐篷，作耐久逗留的筹算，并开端考查石窟，拍摄壁画和泥像的照片。

变色征象，当人们徘徊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殿堂时，常常被它那精彩、灿艳的壁画所倾倒，实际上，现存壁画的色采与初绘时已有所分歧，人物肤色等已经产生了窜改。